曹操诬杀孔融，及所言“积毁销骨”语，给是勋的触动非常之大。他一心想要维系自己的好名声，认为只有声名不堕，才能牢牢地立足于士林之中、官场之上，也才能顺利地贩卖自家的理念、施行自家的政策。可是曹操一句话，就把这个美梦给打破了——“斯名之好恶，不在孤一念之间乎？”

自己由一介布衣，八百石的普通家世（从是仪论），得以一跃而成为曹氏重臣，固然因为姻戚之亲，也靠着才能和功绩，但若无声名相衬，还真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。可是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再执著于那些浮云般的虚名，貌似也没有太大意义啦。

所以周不疑劝是勋不要亲自前去劝说天子禅让，恐怕有损令名，是勋不禁淡淡一笑：“吾今不敢再好名也。孔文举得无令名耶？为童子即有通家之美谈，与李元礼（李膺）友，少年留舍张俭，由是显名。昔吾从大父（是仪）事之，乃云关东贤二千石，无过孔公也。然而一朝沦丧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突然定住了，捻着胡须，若有所思。周不疑等了一会儿，不见是勋继续开口，乃诘问道：“孔文举名即毁于当时，必然显扬后世。先生曾云：‘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’即今谤之不可逃，愚意著于汗青，必能辩诬也。”

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”其实这话不是是勋说的，而出自魏明帝时代的文学家李康之《运命论》，不过是勋琢磨着，这会儿魏文帝都还没有呢，况明帝乎？李康生卒年不载于史，说不定这会儿都还在娘胎里呢，我抄他一抄，又有何不可？

整篇《运命论》，是勋前世也仅仅读过一两遍而已，还真背不下来，但“木秀于林”这句话却牢牢记在心中，可见其文辞多么优雅，譬喻多么得当，意味又多么迥长了。周不疑也正因此而得熟记，当场背诵出来，跟是勋说，凡高洁之士，必受人谤，这是逃不了的——比方说屈原——可是千百年后，史册煌煌，终究可以给扳正过来啊。

所以说，您可以不考虑今时的声名——除非曹操亲自下手，要不然以您的声望，当世还真没几个人敢于恶言诽谤，而就算诽谤了，也没人信，反罹其祸，比方说陈祎、魏讽——但您不能不考虑身后之名啊。“若说天子，恐后史将以奸臣目之。”

是勋这才回过神来，却仍然摆手：“元直，苟利国家，忠奸何足道也。况史之所载，即为信乎？史迁云殷纣智足拒谏，言足饰非，好酒淫乐，嬖于妇人，醢九侯而脯鄂侯，杀比干而废商容，乃至‘黄钺斯杖，白旗是悬’。然而子贡独云：‘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’”

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，大范围上可能没什么偏差，具体到个人就很难说了。虽说中华本有直笔良史之传统，比起别国来要强得多，但亦未能尽善尽美，因为史家就算品德再高，终究屁股所坐各有不同，不可能真正执中公允。董狐记“赵盾弑君”，是站在传统礼法的立场上；史迁指着武帝的鼻子骂，多少也为了发泄被宫之耻恨；班固以儒家的立场来描写武帝，态度又迥然不同。况且后朝编前朝之史，为表示本朝得国之正，又怎能不往前朝人身上泼污水呢？

是勋心怀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，对此体会得再深不过——即以三国时代而论，曹操、诸葛亮、刘备、关羽，这些人物的形象就在史书和民间传说中不停地流变，他要不是真穿到此世来瞧上一瞧，还真没法确定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。

所以他说，商纣王这人够坏了吧？但就连子贡都说，其实纣王未必有书上所写得那么不堪，只是胜利者把当时所有坏事都安他头上罢了——这就是失败者的必然下场。

再想一想，这个例子还不够明显——因为就连子贡也没有否定纣王就是个暴君啊，只是认为程度没有世传的那么糟糕而已。好，咱们再举别的例子——“万章问：‘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’孟子乃云：‘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，实天与之。’韩非更云：‘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四王者，人臣弑其君者也。’则以尧舜之贤，后史尚有异论，况吾辈乎？”

话才出口，他却突然愣住了，周不疑也愣——老师这说的是什么啊？打算连先世禅让全都给否定掉吗？就见一直没有开口的关士起微微而笑，朝是勋一拱手：“如此，则主公已知如何说天子矣，何必相问吾辈？”

是勋抬起双手来捧着脑袋，说你们先静一静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他就这么抱着头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才猛地抬起头来：“吾知之矣，然尚须斟酌。”随即转向关靖：“适才元直语及孔文举，吾即有所思也——未知脂元升何在？”

脂元升名习，京兆人氏，乃是孔融的契交好友，刘协还在长安的时候，公府征辟，除之为太医令，一路随驾经安邑、雒阳来到的许昌——后来他辞了职，才换上的吉本。根据史书记载，曹操杀孔融，与孔融相亲善者多不敢收恤（还有象是勋这般事先落跑的），只有脂习跑过去抚尸痛哭：“文举，卿舍我死，我当复与谁语者？”曹操一怒之下，就把脂习逮捕起来，打算法办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回心转意了，才勉强放他一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