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王为君，而勋为臣，臣之谏君，当为国事，而不可为身谋也。此例若开，众皆以身要君，必将流害无穷。即如段思阙，所言若似为国，故臣等皆请辞也，免伤大王之明。然若为私，以要直名，则臣等虽退，大王亦不当重用之。”

你要搞清楚段瑕他的真实用意究竟为何。倘若他确实是一心为国，即便说话跟放屁一样，肆意宣扬封建迷信，咱也得忍着他；倘若他别有用心，只为博取自家的名声，那这人就不能要啦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能重用他。否则人人起而仿效，都玩这一套，则君主的权威何存？你可不知道，一千多年后就有那么一群士大夫，惯常沽名钓誉，以劾状做武器，把廷杖当光荣，结果搞得整个国家乌烟瘴气的，最终亡于流寇和鞑虏之手……

其实以直邀名，把诤谏当做终南捷径，非独明朝为然，汉季也已经有了类似的苗头，是勋相信曹操必然瞧在眼中，自然不能不有所警醒。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，旁敲侧击地暗中给了段瑕一拳——小样儿，得罪了老子还想全身而退？世上哪里有这么美好的事情？

曹操垂下头去，似乎在仔细思索，良久才微微颔首：“宏辅所言是也。”心中却道：“若非段瑕乃受孤的唆使，不待卿言，孤亦必不轻饶……”

其实段思阙虽然是个大喷子，却也不傻，没可能当堂喷尽群相。他最初是通过陈群给曹操上的密奏，指出去岁即有日食示警，并且自己才刚测算出来，今年十月恐怕又将有食，请君主提高警惕。于是曹操秘密地召见段瑕——就连校事都给瞒过了——暗示道：天象示警，究竟是孤的失德呢，还是宰相的无能所致？

是勋等人为曹操所创建的魏国制度，相对汉制来说部门职能更为清晰，并且压缩内廷权力，政归外朝，恢复了汉初相权对君权的制约。曹操一开始就纸面上看起来，觉得这制度挺不错的，可是真等开始运作，就多少感觉有点儿束手缚脚啦。

其实即便汉武帝设内廷以制衡外朝，光武帝虚三公而实君权，都没能彻底把相权给打萎喽，宰相依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，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君权。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皇帝不管事儿，国家照常运转，宰相若是无权，光靠皇帝是无法使得政令畅通的。对此，一登基就做傀儡的汉献帝可能感受不深，此前两代——桓、灵——可是有着深切体会，即便按住了擅权的外戚集团，即便扶持宦官集团来加以制约，天子亦不能肆意妄为也。

曹操起初并没有这种感受。他自起兵以来，一直到升任司空、丞相，开府建牙，说白了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政府，中间一个曹操，身周围着大群参谋、重将，只有中下级官吏才真正分曹理事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儿，职责明确。所以曹操在集团中一言九鼎，无论制度上还是实质上，都没有谁能够制约于他。

可是成为魏公，肇建魏国以后，就不对了，实质上貌似毫无改变，仍然大权在握，但在制度上却已经给君主绑上了层层枷锁。三台各有统属，非大事不禀君王，而可自为，逢有大事才上呈曹操决断——可是何为小事，何为大事？不还是由三台六相说了算吗？

倘若汉天子在此，或许会觉得：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曹操就理智上也感觉，这样才象一个真正的国家构架，而不是草台班子嘛，但情感上却多少有点儿别扭。他不好破坏这一制度，终究那是要为万事法，传诸子孙的呀，那么若想扭转这一局面，就只好祭出强权天子惯常使用的法宝来了。

是什么法宝呢？就如同当年汉武帝排斥传统军功贵族，而以毫无根底的公孙弘为相一般，在不破坏原有制度的前提下，尽量换几个威望较低，难以服众的宰相上台，如此则这些宰相若想固位，就只有依附君主，逢迎君主了，君权自可全面压倒相权。

如今六名宰相，毛孝先、凉伯方名声较弱，王景兴擅长逢迎，刘子阳歉抑谨慎，但打头的是宏辅、荀公达却负天下之望，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搓圆捏方的人物啊。你别瞧是勋和荀攸貌似比较油滑，从来也没有跟曹操直眉瞪眼过（还不如毛玠刚直），那只是说明他们比较会做人，比较会做官而已，真赶上大是大非的问题，那是决然不肯让步的——此二相若是只知道跟着曹操的指挥棒转，那他们名望必堕，恐怕再难以领袖群臣啦。而另一方面，曹操倘若事事跟这二位拧着干，他本身的声望也要受到影响。所以最简便的解决方法，就是找个机会暂时撤了这二位，换人来做。

此前因为壶口山的胡乱，是勋接到手大票弹章，被迫请辞，其实那时候曹操就动过换马之心，只是碍于情面，尚且犹豫。这回段瑕妄言天意，倒是给了他一个大好机会，可以明正言顺地逼迫宰相们集体辞职。当然啦，按照惯例，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心，即便宰相们递上了辞表，曹操也不可能当即准奏，而必须装模作样地下诏慰留。一般情况下，三辞三留，宰相们便可趁机收篷，所以曹操才不肯下第三道慰留诏书，而要先把态度最坚决的是勋叫过来，探探他的口风——

你是真打算辞职啊，还是仅仅做个姿态啊？

如今得闻是勋所言，那是铁了心要滚蛋啦，曹操虽则窃喜，也多少有些惭愧：宏辅实心相待，我却如此对他，实有愧也。随即听到是勋暗刺了段瑕一枪，曹操不禁心中叫好：这样才对嘛，大不了我牺牲段思阙，以为赔罪罢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