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的市场税基本上是十税一，征收实物，同时规定租用公家场地、店铺的，可以免税，既然有明确的规定，就不怕地方官员滥征，只要严肃法纪就成。可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，那就没有定规啦，都由各地官员，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，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，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，再加上重复征收，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，就可能彻底破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？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、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，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，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，朝廷毫无所得。

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，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，让商贾自由往来，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，咱还没法儿这么办——地方穷困，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，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。说到这里，他瞟一眼曹昂，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？

曹昂当然也不傻，拱手笑道：“此言若泄之于外，他且不论，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。”

曹洪曹子廉，史书上说他“家富而性吝啬”，曹操也说：“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！”加上他御下不严，家奴多作恶，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。其实这是个误解，曹操最恨人贪污，哪怕是曹洪，若是少贪一点儿，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，要是真贪多了，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，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，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，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，你就不能算他贪污。

所以说，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，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，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——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！

是勋摆摆手：“故谓今时不宜也。”天下还乱着呢，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，你不让他们发财，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？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。得等天下太平了，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，不怕他们乱来，才能这么干哪。然而——“今之策也，朝廷设职以督导之，罢近途之关津……”距离太近的关卡，必须得给停了，好么，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，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，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？——“并定其上限，且抽其一也。则朝廷既可得利，商贾又少其害，异日罢设，也好措手。”

在原本的历史上，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，规定日后关津之税，不得高于十一——也就是说，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。由此可见，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，额度有多高啦，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，就撞见好几回收20%的，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……

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，不能让地方上乱收，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，不用多，再十分之一就好了，积累起来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这个再说，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。

曹操说这条计策好——一方面能来钱，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，他不喜欢才怪哪。

是勋说第三策，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。其实话说起来，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，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，不能乘马车，只要有钱，买通了地方官儿，还担心这些禁令吗？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，甚至更严格，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、质地的衣服，可是到了中后期，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，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——啥禁令啊，完全没人搭理。

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，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。别的不说，商人发家以后，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（事实上，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），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，那就有机会出仕了。只是一条，你这种出身，当小吏没问题，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，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，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，无所不为的。除非朝廷废除禁令，并且皇帝亲自选拔—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——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。

而且，向来朝廷征兵也好，戍边也罢，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，只要强迫参与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、赘婿，以及商贾。

话再拉回来说，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，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，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，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。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，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——反正资源有限，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——由此恶性循环，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。

所以是勋说了，想要发展工商业，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。

曹操捋须沉思，好一会儿才开口问：“似此三策，宏辅可为操办否？”

是勋连忙摆手：“除第一策，勋必不办也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