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成分不同，政治倾向各异，但赵无恤手下属吏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晋人和鲁人两类，虽然还没到泾渭分明的程度，但两边人抱团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。

无恤则继续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，毕竟他们各有所长，成乡老人们忠心耿耿，受赵无恤思想渗透较深，他们的影响却主要集中的军中。而鲁人以十余孔门弟子和阚止为首，有的人极具才干，有的就是西鲁本地人，熟识乡党，这对从事基层工作天生有利。

所以赵无恤将两边的人择才而用之，还有意促进他们良性竞争，但若发展成党同伐异，影响了施政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施展铁腕！

这也是赵鞅为政的风格和做派，所以赵氏的臣下再有才，也得唯主上意愿是从。当赵鞅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以无恤为世子的倾向时，家臣们几乎是一致附从的。

计侨心机不强，没注意到这种情况，他继续汇报道：“从成乡来的几名桑氏力田用了去岁一整年的时间，证明代田法在西鲁是可以适用的，所以今年，大多数地方便可以开始一粟一麦的种植了。去岁曾坚壁清野，又有大军长驻，所以粮食消耗殆尽，但因为司寇以瓷器、纸从陶丘换取粮食的缘故，所以种子还够，只是……”

无恤道：“计先生有难处尽管说。”

计侨抱怨道：“只是牛的数量和农具可能会不够，去岁鏖战半年，牛马死亡数百，府库里所藏的铜锡也统统铸箭矢和戈矛了，总不能让民众举着木石耒耜来代田吧！”

战争，不仅是战略战术的对比，也是财力和资源的较量。正所谓

“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”一旦超过了一般的作战期限三个月，则“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”。

作为战胜的一方，赵无恤都面临着国用不足的情况。那带着两万大军暴师于外三四个月，还丢了四个邑的卫国，以及丧师于雪原，疫病肆虐于内的齐国就更不用说了。

所以虽然和约尚未签订，在孟春来临时，各方却不约而同地休战了。毕竟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在这个月里不可以举兵，举兵必定遭到天灾，所以要“兵戎不起，不可从我始”。

因为春秋列国的社会体制和国家机器无法承担起数年久战，必须像季节替换一样进行间歇性征伐。只有在内完成了家主专制和经济改革的新兴卿族，方能一试！

赵无恤的势力虽然进行了许多改进，但距离这一点还远着呢！

他思索了一会便有了主意：“牛马可以由各地邑寺租借一批，不够的只能以耦耕替代，并且要通报西鲁各邑严令，从本司寇始，大夫无故不得杀牛祭祀！”

此言一出，倒是让主持籍田的公西赤，还有周围众人一惊。

鲁国的农业发展层次不齐，一些地方已经有较先进的农耕了，可部分偏僻的野泽、丘陵处却对此一无所知。而且各地还有旧时代遗留的习俗，那就是每逢节庆祭祀必杀牛。

在牛耕尚未出现的殷周，牛纯粹是养了来拉车，或者宰杀后食用、祭祀的。所以牛才会位列三牲之首，在重大的祭祀仪式上一般都要选用牛，三牲皆备称之为“太牢”，这样才显得庄重肃穆。

正所谓”凡祭，天子以牺牛，诸侯以肥牛，大夫以索牛，士以羊、豕”。“牺牛”是指色纯的全牛，“肥牛”即指长得肥壮的牛，“索牛”意思是经过简单挑选过的牛。祭祀所用的牛，在颜色、体态方面都有严格规定，不是随便拉来一头牛就可以作献祭用的。

本来为了体现等级的不同，只有大夫才能够宰牛祭祀，可春秋礼乐崩坏之下，商贾、士人、富庶的国人杀牛食肉祭祀者也不在少数，尤其城郭之民因为不事农稼，更是无所谓。就赵无恤所见，每年因此而死的牛，不比一场大战下来死掉的少。

现在和殷周之世可不同了，牛耕之法正在中原传播开来，所以无恤才说宰牛是旧时代的遗留习惯，牛死牛活，不再是天神和馋嘴能不能飨之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一家，乃至于一里一邑今年是饥是饱的存亡！

现在牛耕方兴未艾，所以还未引起重视，可等到它传遍大江南北后的魏晋隋唐，由国家出面的禁令就开始出现了。

若是能掐断损耗，再由邑寺出面管理，每年就能多出不少耕牛了，后世的宋朝虽然马政烂到家，可禁止杀耕牛这条严格的律令倒是做得不错。

所以无恤也在琢磨：“有些事情你越是禁止，就越有人想去尝尝禁果，别说无毒的牛肉，有毒的鸦片也趋之若鹜。啧，要不要让子豹造个谣言，说吃牛肉容易得温病致死，或者我编个故事，就说非诸侯卿士，用牛来祭祀会惹怒伯益和后稷？”

至于农具……